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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发现很多人会对比特币都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依然会把比特币与郁金香泡沫相提并论。当然了，比特币的信仰者不会如此思考这个问题。有太多的论证与论点证明比特币绝对不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泡沫。
对于持有者而言，比特币最为实际的好处可能就是这是一个通缩型货币。你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碰到美元由于超发而形成的贬值。但比特币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比特币的设计机制能够保证永不超发。众所周知，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货币，更多是由政府的信用担保，所以政府滥发货币，损耗的就会是信用以及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在中本聪的设计当中，比特币不会出现滥发的情况。
在2008年10月31日，一个名叫中本聪的人在密码学论坛的邮件组中贴出了一篇名为（《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的论文，论证了一种打破央行垄断的点对点去中心化的支付系统。这就是比特币的白皮书，从这一天起，比特币的传奇故事拉开了序幕。
比特币呈现了3种特性：第一，德州扑克特性，基于匿名、跨境、去中心化、交易量等特性带来的便捷交易价值，体现为黑市交易、低成本跨境交易等等；第二，通缩与无法调节发行量的货币特性，易于存储，激发储值心理；第三，具备了典型的贵金属特性，诸如黄金。
为什么比特币会被人称为“数字黄金”，这个叫法的历史起源现在无从考证，但是比特币确实表现出了如黄金一般的特性。比如黄金就具有延展性非常好，化学性质稳定不易被氧化，可以长期保存等特征。
比特币作为数字黄金，有着黄金无法比拟的优势：1. 黄金不易鉴伪，所以每一笔交易都需要检验成色和真假; 比特币的鉴别真伪依赖密码学和德州扑克技术，确保收到的比特币都是真的比特币。2. 黄金不易携带，所以大宗交易的风险很高; 而比特币的本质是一组加密数据，实现了极高的传输效率。3. 黄金物理上很难分割，需要整数换算。但比特币是数据，可以无限分割。4. 黄金的保存只能物理贮藏，而比特币作为数据只需要冷热钱包，储存安全方便。
当然了，相比于黄金，很多人目前诟病的主要是相比黄金而言，比特币的流动性依然比较差。另外，黄金作为一个超过万年的大IP，其品牌共识度目前要远远超过比特币。对于绝大部分投资者来说，黄金依然是一个避险的好选择。
另外，对于很多黄金的拥护者来说，他们也经常会拿出一个重要的观点来评判比特币，那就是黄金除了公认的储值价值以外，还有实际功能，从在电脑电路板上的应用到装饰性珠宝和牙齿替换都需要用到黄金。也就是这个实际功能造就了黄金的流通性。而正是流通性，确保了黄金的价值被普世认可。
就最后这一点而言，我认为比较难以被评论的原因是现在比特币已经拥有了闪电网络，而闪电网络的存在恰恰是为了解决比特币除了储值以外的流通性需求，所以在这一点上，似乎也没有比黄金差多少。
但是对我个人而言，我几乎没有大量的拥有过比特币。这里面的原因绝对不是我个人不看好比特币，而是我个人的投资属性决定的。这就好像很多传统的投资人觉得投资比特币是一种非常激进的行为，但是在全世界币圈里大家觉得投资比特币是最传统保守的行为一样。大家的安全边际不一样，导致了最终对投资产品属性的感觉偏差。
相较于传统的投资市场，我个人的投资决策一向是比较前沿与激进的。如果让我在黄金、房产与股票中做选择，我是一定会选择股票的，因为黄金是相对保守稳定的一种投资手段，而房产又并不是一种流动性特别好的资产。另一方面，对于黄金这种一眼望过去就可以激动人心的金属似乎并不完全能让我产生欲望，投资前沿科学、未来技术改变世界似乎更能感动我。这也是我最终会进入德州扑克这个行业的原因。
但是，我特别有兴趣的是，黄金为什么会成为人类心目中完美的财富化身？白银也在过去的5000年里一直占据了财富表现重要的地位。我们经常听到古代的皇帝说，黄金万两白银十万两再加良田万亩。这就变成了我们内心对财富渴望的来源，黄金白银加房产。到底是什么原因塑造了整个人类的共识。
史前文明—黄金起源
金色崇拜，指的是人类对金子般颜色的疯狂。在人类的眼睛中，只有五种颜色最重要：红、黄、绿、黑、白。黄色和绿色是人类视觉中色谱的中心，这是进化的结果，因为人类的食物源即植物，也就是绿色，而大多数成熟粮食作物的颜色都是黄色。所以黄色给人的感觉是幸福、舒坦与满足。
崇拜黄金与太阳有关。远古时期的人类对太阳充满了狂热的崇拜，在古人看来，只有太阳才能给人带来光明。而黄金散发着和太阳一样神秘的光芒，被人类当作太阳的化身，认为拥有了黄金也就拥有了太阳，也就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和财富。因此古代君王都要身披黄袍，用尊贵的黄金来装饰自己的殿堂，希望像太阳一样普照大地，一统天下。
最早崇拜黄金的历史并非源于中国，而是始于古代红海沿岸的闪米特人，这是个崇拜太阳的民族。其概念来源于圣经，不是指一个单一民族，而是母语属性有关联的一群民族。随着闪族人的不断外迁，形成了古埃及人、古巴比伦人、迦南人、希伯莱人、腓尼基人等等，黄金崇拜的观念也随之进入古代两河流域、埃及半岛、希腊半岛等地区。
金的化学符号Au，源自于罗马神话中的“曙光女神”欧若拉（Aurora），黄金是史前人类加工过的第一种金属，早在6200多年前的石器时代，保加利亚的原始人就开始加工黄金了。苏美尔文明是最早出现黄金文化的，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最古老的黄金饰品就是在古代两河流域今天的伊拉克发现的，已有5300多年的历史。而古埃及人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形成了黄金文明。早在距今4000年古埃及就有黄金储量的地图，上面准确地标出了尼罗河与红海间的金矿位置。最早使用黄金的地方诞生了全世界最早的文明，最早发现大量黄金矿产的地方诞生了全世界最早的古文明帝国。
在古埃及，人们更多的是用黄金作为装饰以及供奉给神祗的礼物，还没有真正的形成货币化。直到公元前700年前，小亚细亚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黄金与白银合金制成的钱币，被称为琥珀金。随后，在公元前约50年，西欧的罗马帝国就发行了一种Anreus的金币，在金币上还刻有凯撒大地的肖像。
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就开始于公元前700年的亚细亚王国。在《历史》里写到：亚细亚毗邻佛里吉亚，因此，亚细亚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巴克图鲁斯河里的黄金，充满了黄金耀眼的光芒。也正是在《历史》首次提到“亚细亚人是我们知道的最先铸造和使用金银货币的民族”。
那么古埃及到底是怎么被打败的呢？最先铸造金银货币的民族打败了最先使用金银流通的民族。古埃及从公元前700年到公元前三十年不断地遭到亚细亚人，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征服。具体是，公元前671年后，亚细亚人占领埃及首都孟斐斯，并洗劫了底比斯神庙；公元前653年，萨特王普萨美提克一世藉助希腊雇佣军夺回埃及统治权，从此埃及开始了希腊化；公元前525年，波斯帝国俘虏了普萨美提克三世，古埃及被并入波斯，成为第六总督区的一部份，这段时间被称为埃及的第二十七王朝。公元前402年,埃及人夺回埃及统治权。公元前380年到343年，最后一代埃及本土王朝，即最后的埃及人自己的王朝，第三十王朝统治埃及。公元前343年，波斯人再次统治埃及,这段时间被称为第三十一王朝。从这时起真正意义上的埃及人的古埃及已经灭亡了。
公元前332年，波斯人将埃及拱手送给亚历山大大帝。当亚历山大大帝在远征途中病死时，当时的埃及总督，希腊人托勒密仿照埃及法老模式建立了托勒密王朝(托勒密王朝统治者都是希腊人)，托勒密王朝虽然是希腊人统治，但是基本上沿用了古埃及时代的一系列制度与文化。在整整400年的长河中，古埃及文化依然存在的缘由是因为无论谁占领了埃及，都延续了法老制度。高度集权专制制度并没有让金银形成的货币产生流通。在罗马强大起来以后，托勒密王朝成为了罗马共和国的保护国。直到公元前30年，吴大维在亚克提姆海战战胜马克安东尼，杀死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七世,埃及正式成为古罗马的一个行省。从此古埃及便完全消失了。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金银没有形成货币的古帝国被金银形成了货币化的古帝国打败，而金银形成货币流通的帝国最终打败了金银无法普遍流通的帝国。在黄金只有装饰价值的古埃及，核心制度是法老制度，也就是法老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法老是国家的最高代表，掌握军、政、经、法、教权。全国军队由他掌握，全国官员由他任命，全国生产由他控制，全国产品由他分配，还要求臣民纳税和服劳役，是绝对的中央集权。
法老制度没有货币流通的需求，没有生产资料与产品分配的需求，所以也就无需让黄金货币化。但是黄金最终让古罗马帝国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为什么？
亚细亚文明中，使用流通的货币是由金银共同铸造的琥珀金，并不是真正让老百姓产生“金灿灿”感觉的货币。虽然国王将所有的生产资料商品化，但是依然没有打动老百姓大规模流通琥珀金。只有到了古罗马帝国产生全世界第一枚金币的时候，老百姓才真正认可了这个货币，从而形成了大规模流通。
为什么当时亚细亚文明使用了琥珀金而不是金币与银币？本质是因为亚细亚国王依然想行使法老制度，作为神的代表成为帝国中央集权的最高体现，只希望金银作为货币储藏而不希望货币大规模流通。只可惜，神祗最终被金银形成大规模流通的货币打败，跌落了神坛。
古罗马帝国—通货膨胀下的衰落
古罗马帝国创造了历史上辉煌的文明，其衰落常令人唏嘘不已。从历史来看，古罗马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军事危机源于所谓的“盛世”时期。陶醉于盛世情怀中的罗马人，公共工程浩大、福利水平高，且战事不断，这些都需要财政税收支撑。而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尚不足以支撑急剧增长的城市化和巨大的公共开支。由于罗马政府拥有过大的控制经济的权力，于是经常采取让货币贬值的方式缓解危机。这无异于饮鸩止渴，使危机不断积累，成为促使罗马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翻开《罗马帝国衰亡史》，看爱德华·吉本用如椽巨笔书写罗马的光荣，又为帝国的衰亡深深反思，浅斟低唱。说起罗马帝国的衰败，人们常常归结于皇帝的穷兵黩武、四处征战；贵族的穷奢极欲、腐化堕落；甚至是商人的哄抬物价、扰乱市场。
这些固然渐渐销蚀了古罗马的光荣，使它难免灭亡的命运，但古罗马帝国衰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却少有人了解。正是通货膨胀，使古罗马帝国坠入了崩溃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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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没有纸币，只使用金银币。古罗马的货币分安瑞尔斯金币（aureus），第纳尔银币银币（denarius）和阿斯铜币（as）三种。其中金币主要是为凯旋仪式或其他重要时刻而专门打造的纪念币，流通很少，银币流通最广。所以整个古罗马帝国实际上是“银本位”货币制。
公元前59年，恺撒首先从元老院手中取得了制造金币和银币的权力，并设立了国家造币机构，担任古罗马执政官。公元前50年，恺撒开始发行金币“安瑞尔斯”，恺撒还固定了金银货币的兑换率，统一了各行省的地方货币，有力促进了罗马经济的发展。这种金币纯度很高，稳定的货币使罗马帝国商业繁荣，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公元前50年到公元后50年，罗马帝国的经济和军事都处在全盛状态，稳定的货币功不可没。
此后，罗马帝国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屋大维）确立了更为完善的货币体系。罗马广场的朱庇特神庙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中心，同时还发挥着中央结算银行的作用，整个罗马的货币信用体系都是建立在大神庙的黄金储备上。奥古斯都统一后，他作出的重大决定之一就是建立以罗马城为中心的罗马帝国货币结算体系，以罗马金库中的黄金作为储备。奥古斯都认为，硬币的信用度在于币面价值与实际价值的统一，坚持制造足量的货币。直到尼禄时期，才将银币的材质从纯银调整为含银率92%的合金。但终生研究罗马史的日本文学家盐野七生则认为，当时尼禄的做法让金银贬值主要是为了应对经济过热而采取的金融缓和措施。
为什么会经济过热？因为所有的帝国有钱了都想对外扩张，古罗马本是以“劫掠”起家的，当然更难例外。扩张就要打仗，于是，庞大的军费开支成为帝国政府的沉重负担；再加上新行省的管理需要行政开支，贵族还要花天酒地，大把花钱，而皇帝为了笼络民心，也常常要让他们吃两顿免费的午餐。政府开支越来越庞大，口袋越来越瘪。于是，帝国政府自然而然地走上了滥发货币的道路。
特别是这种公民福利。古罗马很早就建立起了一种共和制，除了元首（有时不止一人）之外，罗马公民和贵族都在国家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种体制下，为了争取选民，罗马看重的不是完善财政制度体系，而是直接给民众福利——低价或免费发放小麦，以保障居住在首都贫困罗马公民的生活。
公元前123年，当时的保民官格拉古兄弟中的弟弟盖乌斯首创了《小麦法》，该法规定对所有在首都的罗马市民低价售卖小麦。该法延续了150年之久，并且福利的范围逐步扩大、标准逐渐提高，随着帝国经济实力增强还逐渐普及到了地方城市和行省，所以在广大的罗马帝国因饥饿而导致集体死亡的事件从未发生过。
然而罗马的经济基础与上层政治建筑之间出现了冲突，这种高福利政策产生了一系列负面效应。在恺撒当政时期，元老院派的小加图为获得贫民阶层的支持，废除了低价配给数量的限制；而他的政敌，护民官劳狄乌斯则将低价配给改为无偿配给。恺撒统治时期的罗马城有32万之多的人多从国家免费获得粮食供应。虽然恺撒后来减少了配给人口，但仍然有15万人领取免费的粮食
免费发放粮食的政策促使更多农民离开土地，涌向罗马城，从而使得农业的税源减少。既要供应罗马城的小麦，还需要建立粮仓、修筑道路港口、增加公职人员，罗马帝国日常开支的缺口越来越大。到后来，为解决小麦供应的财政成本，罗马政府开始求助于货币贬值，即通货膨胀。罗马政府的财政问题就此留下了病根，随着时间的推移，弊端日益显露。货币贬值及物价上涨在罗马史上长时期地持续发生，恶性通货膨胀以及通胀预期吞噬了罗马的光芒。
没有纸币，帝国政府当然也就不能靠印钱来滥发货币，但它有它的办法——降低金币和银币的成色。为弥补财政亏空，公元117年，皇帝图拉真不得不将第纳尔银币的含银量，从奥古斯都时代的接近100%，降到了85%，货币贬值幅度高达百分之十几，这相当于对整个帝国持有现金的人口征收了同样比例的隐性货币税。从此以后，罗马的银币不断贬值。
公元150年，罗马帝国货币含金量只相当于恺撒时代的千分之二，到了公元300年，则只剩六千万分之一了。帝国政府用越来越少的金银，铸造出越来越多的货币，钱自然也就越来越不值钱，在约同一时期，老百姓的口粮小麦的价格缺整整上涨了两百倍。
在走向衰落时，统治者们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似乎只顾眼前，而不顾长远发展。公元301年，面对恶性通胀和贫民暴动，罗马皇帝戴克里先颁布了著名的《最高价格法》，开出了在所有行省范围内实施价格控制的物品清单，对价格实行行政控制。
考古学家发现了当时的价格表，上面详列着政府的规定价格：1,000多种商品、货物和劳务服务的准许价格和工资。对售价高于规定价格的，都以死罪论处。由于管制价格设置了远低于公平的市价，许多农夫和厂商将失去销售商品的激励。考虑到这一点，戴克里先还在该法令中规定，一旦发现“囤积”商品的，都将进行严厉惩罚，货物将被没收，囤积者将被处死。这项法令本来是想压制通胀，但却带来了更坏的恶果。
价格控制导致市场上无货可售，越来越多的贸易以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自由市场瘫痪了，金银失去了流通价值。这个时代一位名为拉克坦提乌斯（Lactanius）的罗马人如此描写戴克里先：“他决心管制所有可售物品的价格。微不足道的缘故让人们鲜血横流；人们不愿给市场带来更多物资供应，因为他们无法为自己获得合理价格，这导致如此之多的匮乏，以至于有许多人死亡，最终，这项法律被搁置了。”
关于古罗马帝国的覆灭，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的转折点。那就是君士坦丁一世时期（公元306年-337年在位）舍弃了罗马传统的“银本位制”，改成“金本位制”。君士坦丁可以说成功确立了对于稳定货币至关重要的强势货币，也奠定了后来欧洲金本位制的基础。然而，君士坦丁的改革发生在罗马银币贬值的背景下，结果造成了加重两极分化的后果。
当时，公职人员领取的薪水是价值稳定的金币，而普通人获得的报酬是已经贬值的银币或铜币。在缴纳税金时，按规定需要使用金币，而金币以外的银币、铜币的换算汇率放任为“变动制”。金本位制洗劫了社会财富，使得拥有金币的人成为富裕阶层，尤其是皇帝成为最富有的人，而没有公务的人日益贫困。这种举措等于让广大民众为国家的货币贬值买单。
4世纪的罗马的一连串政策直接冲击了之前作为社会骨干的中产阶级，使之沦落到崩溃的边缘。同时，由于战事不断，耕地荒芜，生产力大幅下降，经济增长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存在，古罗马帝国发生了“滞涨”。经济实力下降导致人口减少。传说2世纪时，罗马城有150万人。到了4世纪初，人口已减少一半，到4世纪末，只剩约30万人，回到了500年前的水平。
拜占庭帝国—假币横行造成的崩盘
很多时候，历史的轨迹就像骨牌，货币则是制造这些骨牌的工程师。同时，第一张骨牌的推倒也往往是由它亲自动手的。
君士坦丁登上皇位之后，为了保住东罗马帝国的政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最终废除了“四帝共治”，重新统一了罗马帝国，一直到他建都君士坦丁堡之后，罗马政权总算是被挽救了下来。但好景不长，公元378年，哈德良堡战役使得罗马帝国再次被一分为二。到了公元526年，罗马皇帝查士丁一世去世，他的侄子，一个叫做查士丁尼（此处往后同名者皆指查士丁尼一世）的家伙登上了皇位。
查士丁尼继承了东罗马帝国的皇位之后，便开始过起了东征西讨的瘾。此时的东罗马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拜占庭帝国，拜占庭本是君士坦丁堡的原名，后因其成了帝国之都，故而东罗马帝国亦渐渐地被称作拜占庭帝国。
当时君士坦丁大帝用那些靠经济改革和四处抢劫得来的钱铸了不少名叫索里都斯的金币。这种货币的特点是成色好，含金量高，但起初发行困难，因为很多铸币厂根本无力去铸造它，直到它诞生15年后，由于帝国经济的逐渐回暖，它才渐渐变成了主流货币，而索里都斯这个名字亦随之成为了保值的同义词。就这一点而言，君士坦丁在经济上的政绩是值得肯定的，至少他是古罗马帝国唯一一个正确地治理了通胀的皇帝，但注意，这里只是说他治理通胀的办法是正确的，但其最终并未能够成功摘除这颗毒瘤。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到了公元527年，查士丁尼登基之后，由于君士坦丁时代起积累下来的大量索里都斯金币让这位新皇帝对经济有了安全感，于是他不停地东征西讨，大兴土木。这一时期拜占庭帝国是以小农经济为主，这是君士坦丁时期开始渐渐形成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使得帝国经济得以休养生息，但其缺点在于既缺乏奴隶社会冷酷暴力的统治框架，又失去了“四帝共治”时期敏感而严厉的封建式政治结构。这种状况导致的后果是，整个帝国在经济管理上处于被动，而且无法有效地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讲到这里，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连年征战，导致国库空虚，而查士丁尼并没有稀释货币重复发行，所以按照常理推断，应该发生通货紧缩才对，但实际上却出现了通胀，这无疑是物资紧缺加上非法铸币的结果。一方面战争导致了劳动力数量和生产力水平的下降，物资供给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查士丁尼疯了似的四处征讨，导致拜占庭帝国诸多邻邦受到牵连，一时间大量人口不得不被迫离开被战火烧毁的家园。
这些难民有两个选择，一是往南逃，一部分难民逃到了北非，结果北非也在打仗，大部分人死于战乱，最后有一小部分人命大没有被杀死，越逃越远，到了东非大裂谷，最后还是全部死掉了；另一个选择是往东逃，这一部分难民冒险来到君士坦丁堡，他们迫切需要栖身之所，于是纷纷拿出自己手里全部的金银送给了当地户籍人口，借此换得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这一消息很快不胫而走，越来越多的难民涌入了拜占庭帝国，自然带来了大量的金银。可是东哥特王国以及北非那些地方的金银钱币在这里无法使用，于是一时间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非法铸币的作坊，但却无法达到官方钱币的成色，结果市面上流通起了两种钱币，一种是成色好的官方索里都斯，另一种是成色差的民间索里都斯。无法分辨管控的货币，最终造成了人们恐慌。拿着官方金币的人都不再把它拿出来流通，导致成色差的假币横行，这让索里都斯一夜间出现了大幅贬值。
随着通胀越来越严重，查士丁尼并没有像过去的统治者那样，采取稀释货币的措施，而是通过加重赋税来增加收益。由于版图的扩张使得帝国人口急剧增加，各种贸易也活跃起来，所以当查士丁尼想要通过加大税收来解决军费开支的时候，那些原本从事劳动生产的百姓纷纷放弃耕种生产，跑去做了商人，一时间造成大量田地荒芜。于是统治层又增加了贸易税。这样一来，商人们就难以维持生计，因此主要商品的价格在短时间内大幅上涨，这就意味着货币的购买力相对下降，没过几天好日子的老百姓又再次陷入了经济恐慌中。
货币是经济天平的砝码，它总喜欢充当经济危机的马前卒，但同时也扮演了“最后一根稻草”的角色。而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东西方文明开始了历史性的交汇。
在沉重的赋税之下，商人们哄抬物价，相对的，老百姓手里的钱便越来越不值钱了。这时候，来自东方古国印度的商人带着大量的货物到达地中海。他们发现，拜占庭帝国通货膨胀非常严重，如果用同样的商品，在这里能够交易到更多的金币，回去之后再将金币融解重新铸造，那将会是相当大的一笔财富。
于是，他们开始以低于拜占庭本土物价的价格抛售各类商品，一时间受到了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买卖双方都认为自己占了大便宜。这种贸易热潮很快就蔓延至君士坦丁堡，统治层研究之后认为这是件好事情，一定程度上有效挽救了经济局面，并且那些来自东方的奢侈品也令他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但是印度商人也带来了非常可怕的瘟疫。瘟疫爆发以后，整个国家80%的粮食颗粒无收，尸体堆积如山。这场瘟疫过后，查士丁尼便信奉了上帝，直到他去世。瘟疫的肆虐使拜占庭帝国滑向了衰亡的边缘，而在那些被查士丁尼耗尽国力勉强收复回来的疆土上，不同民族的人也开始纷纷闹起独立。瘟疫过去了，通胀和战乱又将在这片土地上蔓延开来。最终，古罗马帝国在恶性通货膨胀下，逐步消亡。而教会顺势崛起，之后，整个欧洲正式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
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带来了第一次全球性的财富大迁徙，大量的金银进入东方古国，为后来金银货币的发展奠定了历史性的注脚。
西班牙帝国—爆发性财富带来的毁灭
在欧洲百年战争结束的那一刻，西方各国权力的重新分配随即尘埃落定。这场战争摧毁了欧洲传统的封建制度，为原始资本主义的萌芽提供了土壤。当时整个欧洲物资匮乏，这是西方资本主义从单纯的资本流通与市场贸易转变为靠掠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第一步，西班牙便是当中的先驱者，也是大航海时代的最早受益者。
当一个国家以黄金和白银作为流通货币，这就意味着它的经济扩张极有可能伴随着血腥的杀戮，西班牙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在经历了近两百年战争，将摩尔人从利比里亚半岛赶走之后，这个被冠以“统一”称谓的欧洲强国实际上正面临国库空虚、甲兵老旧的尴尬局面。
再加上公元1453年奥斯曼帝国的大军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以及巴尔干、小亚细亚一带之后，常常掠夺来往商队的钱财和货物，并在政策上强制向过往的商品收取苛刻的税收，导致欧洲市场上来自东方的商品价格飞涨，而欧洲的商品亦难运至东方。奥斯曼帝国的做法实际上等于在当时扼住了东西方贸易的咽喉。
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王室不由想起了13世纪末马可·波罗的那本畅销书。书里描写关于东方财富的篇章令人心动，记得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此国拥有黄金，其数量无限，君主有一宫殿，屋顶皆用精金锻造”。这一段写的就是中国皇宫上面的明黄琉璃瓦。
欧洲人对黄金一说始终深信不疑。因为葡萄牙在非洲的贸易让全欧洲的人都红了眼，1481年登基的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开始全力贯彻恩里克王子的遗志，积极拓展好望角向东的航线。唇齿相邻的西班牙对此既嫉妒又无奈，伊莎贝尔女王亦隐隐感到了一种危机的存在。由于欧洲的黄金储量非常少，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伊莎贝尔女王召见了一个人。这个人生于意大利，曾在葡萄牙宣传自己的航海计划，但却一直饱受冷眼，因为他的航海计划与恩里克王子制定的战略背道而驰，所以在葡萄牙混得十分落魄，他就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不甘落后的西班牙女王不惜变卖珠宝，来资助相信“地圆学说”的哥伦布，给他船和资金到东方寻找香料等宝藏。哥伦布不负众望，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虽然美洲看起来荒凉一片，但西班牙在这里发现了比香料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大量的黄金和白银。
据统计，从1502年到1660年，西班牙从美洲得到1.86万吨白银和200吨黄金。至16世纪末，世界贵金属开采量中的85%都为西班牙所有。在占领拉美的300年间，西班牙从那里掠夺的黄金累计数百万千克，白银上亿千克，难怪有人说，美洲让西班牙的财富多得快要“溢出来”了。
意外的横财消弭了西班牙人的勤勉精神。当时的西班牙流行着一股轻视实业的风气。当时一个西班牙人的一番话也许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心理：“让伦敦满意地生产纤维吧；让荷兰满意地生产条纹布吧；让西印度群岛满意地生产海狸皮和驮马吧；让米兰满意地生产织锦吧；唯一可以证明的是，所有低地国家都在为马德里训练熟练工人，而马德里是所有议会的女王，整个世界服侍她，而她无需为任何人服务。”
这种莫名的骄傲感的驱使下，西班牙人开始了穷奢极欲的生活。当时什么是奢侈品呢？答案就是来自于东方古国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当时，明朝是以白银作为本币的，而明朝本身白银产量极低。但喜欢这些奢侈品的西班牙通过哥伦布从美洲掠夺的白银很多。于是，西班牙人的白银开始源源不绝地流入大明朝。
西班牙到底有多爱中国奢侈品呢？从1571年到1644年，大约有6294万两白银自西班牙流出，明朝每两折合现今的37.3克，也就是23496吨白银。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国家岁入白银也就是财政收入250万两；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国家财政收入是400万两。当时大明可是地球上财政收入最高的国家，而西班牙每年仅买奢侈品的金钱就达大明财政收入的25%。
而当时西班牙国内的阶层分化也非常厉害。占西班牙人口不到2%的贵族与教会高层人士却拥有95%的土地。而占人口95%的农民几乎没有土地。剩下的3%为普通教士、商人、专门职业者等，按他们掌握的财富来说，都不能算中产阶级。富裕阶层沉迷于对地产和奢侈品的疯狂追求，制造业被人严重鄙视。社会贫富差距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比例。
为什么老百姓过的不好呢？因为大量美洲的金银流入国内，造成金银价格下降，物价上涨，首先是农产品，既而是工业品。到了16世纪末，西班牙的物价平均上涨了4倍多。法、英、德等地区的平均物价上涨了2倍半以上。因为金银货币的爆发性流入导致了西班牙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涨。
初级产品和食品的价格上涨速度尤快。1480年到1650年，木材和谷物的价格涨了5-7倍，制造品价格只涨了3倍。在170多年的时间内，价格上涨了700%，如果折合成年率，每年价格的上涨速度只有1.2%。这看起来并不高，但工资的上涨速度只有物价上涨速度的一半。当时的财税制度又极其不合理，主要是由穷人交税，所以在通货膨胀时期，穷人的命运更惨。
针对国际贸易来说，价格的上涨，使西班牙的产品跟别国相比更加昂贵，而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另一方面，对国内市场来说，由于物价上涨速度超过了西班牙人民的收入增长速度，造成了普通人的购买力下降，国内市场也日益狭小。既然本国货在国内、国外都不占优势，西班牙的商人为了挣钱，纷纷把其他国家的产品走私到西班牙来，从而进一步打击了西班牙本已弱小的工商业。
金钱大量流入银行家手中。再多的没有再增值能力的金银也经不起贵族们漫无边际的消费和国王们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战争。1557年、1575年、1597年西班牙政府都宣布过国家破产。尽管多次破产，但是美洲源源不绝运来的白银和黄金还是让西班牙人很满足，感觉没什么大不了。最致命的是，矿产资源不是无限制的，17世纪30年代，西班牙最大的宝库——墨西哥的银矿产量急速下滑，西班牙王室如梦方醒，禁止白银流出，但为时已晚。
因为金银流入了君主和贵族们的手中，并未惠泽民间，于是就没能发展出资产阶级，整个国家的体制没有因为贵金属的流入而发生任何推进，未能向资本主义国家方向发展。西班牙从海外搜刮贵金属的行为，仅仅是“资金的积累”。而这种积累，导致的后果就是宫廷奢华成风，而西班牙彻底放弃了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日益萧条。
西班牙由掠夺大量美洲金银带来的货币严重通货膨胀却影响了地球另一边的一个东方文明古国——中国大明朝发生了史无前例的货币严重通缩，再一次把金银战争推向了高潮。
中国大明朝—白银帝国的覆灭
很多人认为，16世纪是西班牙为首的欧洲人的天下，其实不是。大明帝国当时通过与欧洲人的贸易，拿下了全世界将近50%的白银。可以说，欧洲人之所以那么辛苦的在美洲挖白银，就是为了跟中国人做生意。而结果就是：明朝吸收了世界一半的白银产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白银帝国。
穷苦出身的朱元璋，曾亲眼看着自己的父母、亲人和邻里在贪官污吏的盘剥下被活活饿死，因此在起义成功当上开国皇帝后，他高度强调中央集权和实物经济，后世称之为“洪武体制”。货币方面，朱元璋延续了宋元发钞的传统，发行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大明宝钞，这是一个典型的不能兑换铜钱等任何金属货币的准法币，但是它又没有足额储备金作为保证，这使得它具有高度的滥发风险。
大明宝钞从一开始就不受欢迎，在洪武末年（1368-1398），民间价格已经坍塌到160文铜钱换一贯钞（官方为1000文=一贯钞），商人开始拒绝用钞并交替使用金银。明政府最开始采用的手段是禁止民间使用白银，洪武七年“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以金银易钞者听”；到了英宗一代才开始放松用银禁令，但拒钞者仍旧有责，“阻钞者追一万贯，全家戍边”。即使如此，民众依然拒绝使用宝钞，铜钱与白银流行。
而且由于当时官员的薪水也是有宝钞来支付，导致了严重的“官不聊生”。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顾炎武曾公开感叹“自古百官俸禄之薄，未有如此者”。海瑞45岁任淳安知县的时候，给母亲贺寿买了两斤猪肉，竟让官场的人奔走相告。可见不是一般的穷。
最终在官员和民众的一致努力下，宝钞的印发终于慢慢开始停滞，政府开始逐步承认白银的税收（金花银）和货币地位。明穆宗在隆庆元年（1567年），终于宣布“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隆庆皇帝开放了海禁与欧洲贸易解决了大明帝国白银严重不足的问题。
从此，白银完全货币化，后来官员的俸禄也逐渐白银化，明朝最终迈入银本位大门。而正是银本位制度带来了明朝最后的盛世与覆灭。
隆庆皇帝之后是万历皇帝上台，他的宰相正是张居正。当时明朝交税其实很低，但是因为是用实物交割，导致底下贪官污吏的操作空间很大，这样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帝国和百姓都很穷，而中间的贪官污吏赚发了。于是张居正决定变法：一条鞭法。简单来说，就是所有的税收都是由白银来计算，而不用实物。这条法律代表着民间认同的白银拥有了官方的背书，而当时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出口国，也就意味着全世界都要认白银来与中国做生意。
15世纪郑和七下西洋，民间走私逐步兴起，而明朝和欧洲、美洲的贸易关系也在16世纪正式缔结，商业繁荣唤醒了对货币的呼唤。国际贸易的爆发，海外白银的巨量流入，彻底奠定了白银在明朝的货币本位地位。
中国是贫银国，国内市场新增流通的白银主要来自海外的欧洲、美洲和日本。以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为代表的欧洲殖民者，将白银从美洲开采出来以后，从美洲运回欧洲，再通过国际进出口贸易流入中国、印度和东南亚，买回香料、茶叶、丝绸、瓷器等奢侈品。而日本国内铜矿极少，银贱钱贵，故白银持续流入中国。
这个体量有多大？明朝每年的白银产量大概才30万两，16世纪初的存量合计5000万两，而这时期海外白银每年流入数百万两，总流入量约为2亿两，是本土存量的4倍左右。
一方面境外白银的流入提升了商品交换效率，另一方面全球贸易刺激了明朝经济的活力，“治隆唐宋”的盛世孕育而生。白银潮汐还催生了许多社会的变革：城市人口激增，农业更加商品化，工商业越发繁荣，把晚明逐步改造成一个商业而又世俗化的新世界。
到这时为止，大明国完成了QE量化宽松政策的历史雏形。
作为无数人性启蒙的《金瓶梅》，恰好撰写于晚明经济白银化期间，西门庆从破落户出身奋斗到权倾一方的富豪，这种暴富神话只有在经济对外开放、货币高度宽松的背景下才有较高的概率出现，甚至可以说就是白银和贸易成全了西门庆们。
一个县城暴发户的奢侈在书中比比皆是，京城朝廷的风气更可想而知。此时的明朝上下，无论是终于开始领着白银俸禄的朝中重臣、时运来转而暴富的江南富商、经白银滋润得以温饱的普通沿海民众、还是被人遗忘的饥渴的偏远地区，依然沉浸于大明盛世的美梦中，大家都没有意识到，明朝对于白银的依赖程度，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西方对于中国丝茶的依赖程度。
但是之后发生的一连串貌似偶然实则必然的事件为整个大明王朝打上了棺材的铁钉。
当时最强大的帝国，但受困于欧洲战场的西班牙无力保护海上贸易，使得中西贸易经常受到英国和荷兰的劫掠；西班牙更因中国商品挤占西班牙商品在美洲的市值空间而进行贸易限制；1630年，美洲白银产量开下降；1639年冬天，两万多在菲律宾的华人遭到西班牙屠杀，随后，经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大量减少。同年夏天，日本德川政府决定禁止从澳门来的商人在长崎进行贸易，曾经给中国带来大量日本白银的路线也宣告关闭。
祸不单行的是，当时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寒冷的小冰河期，各地自然灾害不断，天花和鼠疫等瘟疫也蔓延肆虐。当时白银货币主要在“江南-京城-东北边防-南方”流转，缺乏生丝和原棉的西北等地基本没有被白银“灌溉”。当时明朝的实物税收政策，征税基准为“粮食”，但是却必须折算为“白银”结算，在晚明白银输入量减少、粮食歉收的情况下，出现了“银贵米贱”的局面，也就是通货紧缩。
1640年河南灾荒之后，由于白银的流入减少，还叠加了银钱比价的崩溃：米价每斗3000钱，小麦每斗2700钱，民不聊生。没有白银的西北地区变得更为贫穷，税负折银的比率也水涨船高，农民更无力纳税（手头没有任何白银），最后被逼到绝境。当时大明将军孙传庭说过一句话：李自成输得起战争，我输不起。就是因为大量家破人亡的农民随时准备参加义军。
这种白银紧缺情况甚至蔓延到了京城，因为此时的朝廷已经丧失了绝大部分的财政和税收能力，也无力对偏远地区进行救助。“到1629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贵族（仅在京城的就多达4万人）发放的俸禄，只有15万两，不到国家财政预算的1%”。显然这并非好消息，因为俸禄的缺失引发了官僚更为严苛的搜刮，也形成了很多人认为明朝崩于贪腐的印象。
当时的晚明朝廷，需要同时面对白银的通货紧缩（流通量减少）和货币主权丧失（无法发行白银），还叠加了白银通缩导致的税收体系崩溃，最终发现财政政策彻底失灵（无法救助灾民和支付军饷）。
当时的晚明，官府即使能收到实物税，也需要折银一部分来节省运输损失，然后到目的地后再用白银采购粮食物料。但是由于官府缺乏任何货币政策能力，把持了白银和粮食的商人和地主，就开始利用自身优势，在米价、物价和银价的剪刀差中套利。最后的结局是，大部分的白银沉淀到了地主商人手里，无法流入国库。
而随着白银的通货紧缩加速，商人地主们开始加速藏银，使得白银不断退出流通，这一方面加剧了通货紧缩，另一方面使得手里只有铜钱和粮食的农民，折银纳税的成本越来越高。而官府又无力增发货币也无力调节税收体系，只剩下继续加税一条死路。最后鱼死网破的结局就是百姓反、皇帝死、将士亡，剩下大量屯银的商人地主们。
1644年，李自成围困北京时，崇祯帝号召大家捐款，岳父周奎只肯捐1万两，最终只募得20万两白银。8天后，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而此时明朝内外府库仅剩下黄金17万两、白银13万两。野史记载，后来周奎单单现银就被闯军抄出53万两之巨。
日不落帝国崛起—金本位篡权
大明帝国亡国，大清帝国接棒。不过改头换面不改银子的江湖地位，银子的官银地位更加稳固。到了康熙皇帝（1661-1722）期间，欧洲却在悄然发生一场消灭银币的阴谋事件。
实际上，整个17世纪英国都是以银本位为基础的，中间又历经英国内战，英荷战争与英法战争，逐步强大起来，变成了新的欧洲强国。
中间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英国一直保持货币稳定，因而在整个欧洲享有极好的声誉，从而推动了强大的经济发展支持了战争。但是保有声誉是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就是频繁的重铸货币。
利用金银等贵金属铸造货币，是非常容易引起货币贬值的，而且一旦发生，整个货币体系就会陷入崩溃。发生的原因有很多：其一就是银币在流通当中发生自然磨损。然后会有私铸银币的投机行为，导致劣币充斥市场。之后造假币也非常盛行，最后就是造币者本身就因为利益驱动造假币，引起了混乱的市场。
最后，如果不足值的货币大量存在于流通领域，并且人们普遍按照面值来接受货币，就会出现格雷欣法则所表明的情况：劣币驱逐良币。这样，流通领域中的足值货币将会越来越少，不足值的货币会越来越多。以国家信用和统治者的权威担保的货币就会失去信用，人们会转而按照货币实际的贵金属含量（通常就是金银）来接受货币。
由于持有足值货币进行交换是不合算的，在劣币的驱使下，很多人会将足值货币（比如银币）熔化去换回黄金。因为黄金在成为本位币之前的流通量非常少，就形成了大量货币储值的现象。如果整个社会都是如此，那么一个国家的货币体系基本上就陷入了瘫痪。这样的情况在英国历史上发生了很多次，国家选择频繁重铸货币的基本原因就在于货币体系的不稳定。英格兰历史上比较有名的货币重铸就分别在1257-1551年间发生了16次。
这里面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就是科学家牛顿。1696年，牛顿成为了英国皇家铸币局总监。刚好，这一年英国又一次货币重铸。牛顿发挥了科学家的实力，马上就让造币厂的铸币效率提高了好几倍。然后他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整个国家白银越来越少，他不但花光了国库白银储备，甚至连贵族家的银器都买来铸币了，但是这些银币如泥牛入海。牛顿一直在思考如何最终解决银币短缺的问题。
直到3年后成为了英国皇家铸币局局长，牛顿做了一个改变世界历史的决定：那就是金银都由官方定价，而最重要的是他将银价定的特别低，而金价定的特别高。同时，铸币厂偷偷降低了银币的含银量，导致银币一上市就贬值。这样的结果就直接导致了老百姓把白银拿去外国换黄金，然后拿回国内交给铸币厂铸成金币。这样一来一回，大量的黄金就流入了英国，而白银日渐短缺。久而久之，老百姓就默认了金币作为日常货币。
1705年，由于牛顿的科学成就和在铸币局任职期间的功劳，英国女王授予他贵族称号，牛顿因此被褒奖为伊萨克爵士。这样直到牛顿去世的1727年，牛顿前后在皇家铸币局工作了三十多年，当了27年的铸币局局长。正是在这一期间，英国由银本位制转向了事实上的金本位制。《货币史：从公元800年起》的作者乔恩认为，“在牛顿改革之后，联合王国转向了事实上的金本位制，并且在1816年被正式确定下来”。（直到19世纪后期），“金银兑换率自从牛顿1696年货币重铸以来一直保持相当稳定”。实际上，金本位制在1815年英国霸权确立之后几乎运行了两百年。
就像100年前的大明帝国一样，因为全世界都要跟大明朝做生意所以银本位成为世界货币。而因为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整个世界都要向英国提供原材料，而此时英国又完成了从银本位向金本位的转换，所以全世界不得不开始行使金本位。这里发生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事件导致了金本位最后彻底打败了银本位。
东印度公司与鸦片战争
英国并不是最早接触中国的西方国家，要晚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很久，从18世纪中晚期后渐渐地成为中国的主要贸易国，在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便成为西方列强的老大，垄断了对华贸易的大头，一部中国近代外交史也可以看成是中英关系史，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的重头也是中英贸易史。
英国在亚洲的扩张早期是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进行的，把海外殖民扩张的任务交由商业组织去执行，这也是商业帝国的特色。1600年英国女王颁发对印对华贸易的专卖权给东印度公司，随着东印度公司在南亚的扩张，在1680年代它的贸易到达中国南方，也是历史的巧合，恰好与康熙收复台湾后解除海禁(1684年)同期，直到1760年代中英贸易受限于广州体制，大体上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摩擦。
英国当时从中国进口主要是茶叶瓷器丝绸等奢侈品，尤以茶叶为主。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茶叶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从17世纪晚期的每年200磅，到18世纪中的每年40万磅，再到19世纪初的2800万磅，成为中英贸易的主力品种，为东印度公司和中英双方带来滚滚财源。直到与两次鸦片战争同期，英国在印度和锡兰引种中国茶成功才逐渐部分替代中国茶的进口，优质茶叶比如祁门红等仍需依赖中国进口。
在英国开始对中国大规模开展鸦片贸易之前，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明显的优势。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构成了突破世界市场壁垒无坚不摧的出口“铁三角”。
当时中国市场的真实景象是：福建沿海的茶叶出口为当地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由于在生产和加工方面处于市场垄断地位，武夷山成为各国茶商竞相朝拜的圣地；在长江中下游，丝和棉是最重要的手工业产品，数十万丝棉生产和纺织专业大军创造出了品质优良和价格极具竞争力的商品，打遍世界市场无敌手；在珠三角地区，形成了景德镇—广州产业链，将豪华瓷器源源不断地送进欧洲王室贵族富丽的客厅。19世纪末，主管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在其《中国见闻录》中说道：“中国有世界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
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中国近400年的市场化程度和货币经济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了欧洲。其结果就是，欧洲从美洲发现的13.3万吨白银，最终有4.8万吨被欧洲人运到了中国。国际贸易的基本构架就是，中国创造了世界贸易商品的主要部分，西方掠夺了世界资源的主要部分，在白银从西方源源不断流向东方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中国商品的滚滚西去。
白银不断流向东方，造成了世界金融天平的严重失衡。
由于长期向中国净输出白银，到17世纪末，欧洲白银短缺，出现了价格普遍下降的现象，同时贸易开始萎缩。1649～1694年，欧洲年均流通白银数量急剧减少，比1558～1649年的年均流通量减少了50%还多，而黄金流通量却增加了接近50%。
白银减少是顺理成章的事，可黄金怎么会增加呢？17世纪初，中国广州的金银价格比为1：5.5～1：7，而英国的比价为1：16，输送白银到中国不仅可以换得大量高利润的商品，还可以利用金银比价1倍以上的价格差，用便宜的白银在中国、日本和印度换回昂贵的黄金。连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都曾抱怨过：“我被告知他们(东印度公司)从印度某些地方进口(黄金)，至少可获得50%以上的利润。但是，英国的真正财富被葬送在了印度洋，现在是人们坦率说出真相的时候了，究竟为什么我们面临着这个时代闻所未闻的白银短缺。”
当黄金大量涌入英国后，银行家通过巨额行贿的手段，买通了《1666年自由铸币法案》的准生证。这个法案实质上是货币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改变了世界的货币体系，其具体效果就是废除了国王对货币发行的垄断权”。该法案规定，任何人都有权力将金锭拿到铸币厂，要求免费铸造合法的金币。而这个法案正是由牛顿推动形成的。
这一法案从根本上有利于金锭银行家和商业资本家的利益，他们将拥有对货币供应的实际控制权。由于掌握着大量实物黄金的筹码，他们将能够根据自己的利益决定货币供应量。当他们是债权人时，就减少货币铸造，制造通货紧缩效应，使得自己的债权含金量提升；当他们是债务人时，就加大货币供应，以通货膨胀冲销所负的债务。这是西方第一次在实质上将本属于政府的货币发行权转让给了私人。自此，私有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权的法律基础得以奠定，并打开了通过控制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货币供应量来控制财富分配的大门。
在银行家们看来，控制货币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控制货币的发行和分配就是为了控制财富、资源和全人类。欲控制世界，必先征服货币；欲征服货币，必先征服黄金；而欲征服黄金，则必先征服白银。
工业革命以来，大英帝国国力空前提高，建立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条件已经在1717年完全具备。尽管在1816年，英国才从法律上完成金本位的最终确立，但此前的一百年中，英国已处在事实的金本位之下了。
对于大英帝国的银行家而言，其最高战略目标就是：以伦敦作为世界金融的中心，以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本位，大英帝国通过英格兰银行向全球输出英镑信用，将欧美主要国家变成金本位的核心成员，将世界的边缘国家变成英镑的附属地区，用战争与暴力来维护这一体系的运转，以货币来最大限度地控制和调动全球资源，最终完成对世界财富和全人类的控制！
要确立黄金英镑的世界货币霸权地位，必须首先打垮白银货币的国家。其中最大的，也最难搞定的就是中国。
经过多年尝试，国际银行家最终选择了鸦片作为打击中国白银本位的武器。而具体负责执行这一战略的机构就是东印度公司。一般人很难想象一家公司能够招募军队、掠地铸币、行政司法、宣布战争和缔结和约，但是，东印度公司居然做到了。能有这么巨大的能量成立如此强大的公司呢？答案就是伦敦金融城的国际银行家，一个银行家们的公司帝国。
在18世纪，中国对鸦片的需求十分之高，而在1773年，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取得了鸦片贸易的独占权。但由于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被禁止运送鸦片到中国，所以在孟加拉生产的鸦片要先在加尔各答出售，再在那里运到中国。
尽管中国政府一直禁止鸦片入口，又在1799年重申禁烟，但公司仍从孟加拉透过贸易商和仲介走私鸦片到中国广州等地，平均每年更高达900吨。鸦片源源不绝的输入中国，使中英贸易形成了庞大的逆差，尽管中国输出茶叶和丝绸，仍未能阻止白银大量流出的问题。在1838年，当时鸦片输入中国的数量高达1400吨，中国不得不对走私者处以死刑，并派出钦差大臣林则徐监督禁烟。禁烟与日后的销烟引发了1840年鸦片战争，最终使中国割让香港予英国。
至此，通过东印度公司与鸦片战争，英国金本位最终打败了中国的银本位。
山西票号—全世界最古老的蜗牛扑克
人类的历史从来不缺故事，谁又曾想到200年前空前强大的中国大明朝的银本位被英国用鸦片战争做武器打败最后确立了金本位呢？但是正是这个时间隐匿在历史之下的一个小插曲，诞生了全世界最古老的蜗牛扑克。或许在200年后会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与命运。
在道光年间，中国一支运作超过500年的古老商帮——晋商，进入了第三次大发展阶段。首创了山西票号，随着票号的发展，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晋商成为了整个中国金融业的鼻祖。
第一家票号叫做日昌票号，创始于1823年（道光三年）。首任经理为雷履泰。当时西裕成是当时京城内最大的颜料商人，常常有山西同乡拜托雷履泰，从京城往老家捎银两，他们把银子交给西裕成北京分号，由分号写信通知平遥总号，然后在平遥提取，西裕成从中赚取一些汇费，时称“内贴”。天才横溢的雷履泰敏感的察觉这是一个重大商机，于是向东家建议，将颜料庄改为一家专营汇兑的金融性机构。
当时他们可能也不会想到，这一个小小的决定竟然带动了整个晋商的再次腾飞。而至关重要的是，雷履泰发明出一套“法至精密”、以汉字代表数字的密码法，即用汉字作为签发汇票银两数目的10个数字及一年中365天的代码。这就是史上最早成型的蜗牛扑克。
这类密码组合时常更换，严防泄漏，在票号由盛而衰的近一百年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冒领事件，可见其制度之有效。根据票号规则，汇票在兑付后当即焚毁，因此没有一张使用过的汇票流传下来。
晋商的商业嗅觉非比寻常，当然不会让日升昌独享其利。就在西裕成转型的三年后，平遥最富的商人、有“侯百万”之称的侯荫昌当机立断，将蔚泰厚绸缎庄改为票号，总号就与日升昌比肩而立，仅隔一墙。侯荫昌还把日升昌的二掌柜、正跟雷履泰大闹矛盾的毛鸿翙挖角到蔚泰厚。毛氏也是一位旷世奇才，被挤出日昌后投靠侯氏家族，为了与日升昌竞争，他把侯家的蔚盛长绸缎庄、天成亨布庄、新泰厚绸布庄和蔚丰厚绸缎庄一口气都改成了蔚泰厚、天成亨、蔚盛长、新泰厚和蔚丰厚票号，号称“蔚”字五联号，马上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局面。
日昌和蔚字五联号在雷与毛的激烈竞争中获得发展，且盈利颇丰。巨额利润吸引大批拥有雄厚资财的晋商纷纷仿效，从而使山西票号迅速发展起来。从1823年前后到1852年，山西票号由一家发展到多家，由平遥一县发展到三县，开始形成祁、太、平三帮票号的雏形。
山西票号日昌的发展契机是在票号内部经理间争夺权利之时，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山西票号的繁荣局面。在李、侯两家的引导下，到清末，山西票号多达33家，仅平遥就先后出现了22家票号，他们在全国各商埠设立分号400余个，涉及城镇77个。极远之处，北边到了包头、张家口，西边到了迪化（今呼和浩特）、凉州，南边到了香港，构成一张无远弗及的金融网络，号称“汇通天下”。其中，日升昌的分号有31家，蔚泰厚更达34家，为各家之最。
正是这些票号形成了全世界最早的金融网络节点，分布式银行，没有中国清朝央行的授权，依然可以保证资金安全与自由。而记账也成为了全世界最早的矿工收益。
山西票号素以稳健审慎著称，以信义两字汇通天下。正如电视剧《乔家大院》所讲的，100多年前，这些晋商几乎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市场，更将事业推进到了俄罗斯、印度、朝鲜和日本等国，创造了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奇迹。其部分经营理念已经相当现代化，百年后才在华尔街出现。
到20世纪初，票号、钱庄、外资银行一度在上海呈鼎足之势。当时上海汇丰银行的一位经理曾对票号给予这样的评价：“二十五年来汇丰与山西商人做了大量的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但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山西票号百年历史上，从来没任何出差错或不给予兑付的不良记录。
清朝末年，山西平遥城内有个靠乞讨为生的老太太，拿着一张1200两的白银汇票，到日昌兑付白银。这张汇票已时过三十余年，经查验无误后，他们没有仗势欺人，也没有赖账，立即将本息全额兑付。原来30年前，这位老太太的丈夫在外地做皮货生意，赚钱后办成汇票藏在身上，途中染病身亡。30年后收拾丈夫遗物时，无意中被发现。这件事使日昌票号“诚信为本，童叟无欺”的名声大振。晋商靠诚信称雄全国500年而不衰可见一斑。
全中国甚至全世界流通，任何人都可以存银进入票号。不管身处何方，只要有票号节点，就可以兑现票号。等待票号P2P网络节点确认交易后，大量资金可以直接转账或者提取。不经过任何管控机构，也不会留下任何跨境交易记录。防伪，只看票号的私钥密码，完全匿名，免税，免监管。百分百诚信，童叟无欺。
“一日耍奸，可以欺市；二日耍奸，可以愚民。但没有哪一家商号，可以数年、数十年靠耍奸混迹于世。”这就是当年山西票号的经营理念。在美国里根博物馆陈列着一张中国清代的票据,它就来源于“日升昌”。这张票据以水印印刷，另配有防假密押“书”字。洛杉矶加州州立大学金融系主任P·B·William教授曾如此说：现代货币的防伪技术最初始于中国,而且他们对诚信体系的建设，这不能不使人们对山西票号及其对中国和世界金融业的贡献肃然起敬。
只可惜当时嘉道年间，中国经济发生了长期的衰退，史称道光萧条，从银贵铜贱，通货紧缩看，道光萧条很像是一次金融危机，或者说金融危机在道光萧条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清继承了明的银本位制，小额货币是铜钱，铜钱和银的比率就代表基础货币的走势，理论上的比率是1000:1(1000文值1两银)，但当时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拉美革命银减产引起全球银价上涨。二是中国贸易顺差变逆差，白银外流。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银进口国，19世纪第一个十年，尚有2800万银元净流入。其后银流动反转，1808年到1856年，平均年净流出800万元，高峰时1840年代到50年代年净流出1700万元之多。
而清朝当时在货币管理上一直没有采用固定兑换率，而是用浮动兑换率。结果18世纪早期一般是700:1或800:1，到了19世纪40年是1600:1——1800:1，再到咸丰年间更涨到2000:1以上。最终货币系统的混乱，引发信用危机使许多钱庄票号倒闭，通货紧缩效应如现代经济一样，使实体经济衰退，社会危机加剧，是为道光萧条。
由于票号的发展大量依赖清政府的政治环境以及货币系统。在“八国联军”侵入和辛亥革命风暴中受到的战争炮火以及政治变革的猛烈冲击，对它造成了巨大创伤乃至致命打击。庚子之变后，山西票号虽还有过一次恢复性的兴隆，但这终究不过是“回光返照”，内部受损坏程度已经相当可观，勉强支撑了10年。到武昌起义成功，清朝统治被推翻，民国政府成立，它所有的特权和优势均不存在，就再也支撑不住这一大厦的倾塌。
比特币—东西方文明的再次交汇
从史前文明到古埃及文明，从古罗马帝国到拜占庭帝国，从西班牙海上霸主到中国大明朝帝皇，从日不落帝国到清朝的覆灭。我们走过了近1万年的历史长河，终于回到了文章的正题——比特币。
人类最早对黄金的金色崇拜来源于太阳，这就是黄金共识。也就无怪乎大部分人对完全虚无缥缈的比特币找不到感觉了。毕竟再怎么用肉眼看，比特币也只不过是一组完全摸不着边际的代码数据而已。
从人类最早的文化开始，整个人类活动就与黄金相关，而文明的起源更是与黄金息息相关。人类古文明从最早的法老制度这种高度专制集权制转向由黄金交换驱使产生的奴隶制，本身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从单一节点到多节点，这个过程并不是因为比特币而出现的，是人类天然就存在的需求。今天我们看到文明的发源地都伴随着黄金的矿产与开发。就好像比特币最早的发展正是伴随着全世界不同的网络矿工用电脑做节点加入比特币这个数字黄金世界一样。
从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一直看到人类的制度从高度集权走向阶梯式去中心化制度。金银形成的货币流通带来了人类活动的大规模发展，而最先拥有大型矿场的国家形成了新的文明体系。就好像比特币并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比特币却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无法分解的血缘关系。今天，全世界70%的矿场都来源于中国，最先拥有大型矿场的国家掌握了算力优势。这就是我们即将看到中国进入的文明——算力文明，以芯片为基础的机器智能文明。
而黄金在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并不是流通货币，白银才是。从古罗马就开始实行的“银本位”到拜占庭帝国被迫转向“金本位”，黄金与白银经历了长达2000年的战争。从古罗马帝国到二次世界大战，人类的文明一直都在不断更迭。而更迭的核心原因就在谁是世界的统治者。统治者决定了货币的属性。
似乎从这个角度来说，比特币作为机器智能文明崛起的通用货币，并没有违反其统治者的属性。如果大家读过我之前的一篇文章《一篇文章读懂2019》，就应该知道整个人类世界的代际革命是从碳基生命逐步转向硅基生命。比特币正好是这个机器智能帝国的”本位货币“。
而通货膨胀这个经济最大的毒瘤从古罗马时代就一直伴随人类见证了一个又一个的帝国倒塌。从古罗马时代就存在的人为降低金银币含量令货币贬值的行为，到无法判断成色令到假币横行的拜占庭帝国，货币无法辨别真假、无法确认权力、无法被溯源变成了人类长期的噩梦，这个梦魇伴随了人类世界2000多年，直到比特币的出现。
用“数字黄金”来比喻比特币是非常恰当的，目前已知全世界的黄金储量不会超过20万吨。从1493年开始算，已经开采了18万吨的黄金。因为技术的原因，其中91%的开采是来自于1900年以后。这个比例似乎与比特币刚好相反，因为比特币由于网络机制设定的原因，越早挖矿，得到的”数字黄金“越多。越往后加入成为矿工，得到的”数字黄金“越少。但是总体来说，比特币的属性确实与黄金表现出了极高的相似度。
但是黄金天然并不是本位，如大家所读前文，黄金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都一直在与白银做斗争。而今天，比特币的出现，只是一个更高维的物种在对黄金进行降维打击。我不相信黄金会一直做本位币就好像在1970年代美国与黄金脱钩转向石油一样。今天新出现的这个物种，将对黄金进行无情的碾压。
比特币永远不会出现像西班牙帝国曾经出现的情况：因为货币财富的极大丰富导致了货币价格的崩塌，从而引发了物价上涨，最终形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那么反过来比特币一直有一个备受争议的地方，就是通缩的属性。因为比特币的总量是恒定而不可调节的。所以有各种各样的专家一直在强调比特币不可能成为货币。甚至有史学家拿出了中国大明朝最后白银本位的通缩崩塌来形容比特币未来的前景。
首先让我们重新了解一下货币的定义。马克思在货币产生理论中阐述了：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个定义是建立在金属货币基础之上的）。这句话说明了，货币首先是商品，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使用价值商品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其交换价值是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交换的量的关系。
比特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通过密码学加密，机器网络强制形成了一种关于交换权的契约，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可以作为其他一切商品价值的统一表现，继而可以充当一般等价物，是百分百符合货币定义的。
但是就好像今天我们知道黄金在全世界有20万吨的总储存量一样，在现实中真正流通的黄金仅占总量的0.95%。这已经包含了被售卖的金条与产生实际使用价值的产品等。我并不认为比特币的未来是像纸币一样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小份额高流转率的使用。比特币的未来更像是黄金一样被用于储值升值的功能。
诚如我前文说述，很多人都误解了比特币闪电网络产生的意义。闪电网络无法使比特币产生类似纸币使用的功能，闪电网络的出现是为了解决比特币除了大规模价值流转以外产生实际使用价值的场景。只有在实际场景中产生了价值，比特币才会最终进入全世界人类的视野，真正意义上成为”数字黄金“的属性。
很多人一直不理解去中心化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人类经历了由单一巨大帝国产生单一本位货币到东西方文明交汇，金本位与银本位的世界霸权争夺，再到英国日不落帝国崛起，全世界长达200年的金本位瞄定。
但是日不落帝国的衰落是历史的必然，因为英镑天然不是价值本位货币。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提到纸币只是金属货币的代表，是一种价值符号。金银是价值本位货币。日不落帝国伴随的是全世界不同国家的货币与黄金的挂钩，也就意味着全世界对黄金的去中心化是从瞄定黄金的货币多元化开始的。从英国确立金本位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总共超过170种货币瞄定黄金去中心化。
世界从单一文明走向多极文明，从单一帝国向多国家转变，再到今天全世界有233个国家（地区），包含数千省份、数万城市以及无数村镇的历史过程，正是去中心化最好的解释。
中国是不会在比特币的发展中缺席的。很多人都说，英国建立了全世界最复杂最全面的金融体系，这只是它通过鸦片战争以及东印度公司，用不道德手段，让金本位战胜银本位的一种最终表现而已。我一直说，看事情，要了解事物的本质。中国虽然在金银货币战争中失败，但是却诞生了全世界最古老的蜗牛扑克——晋商票号。其经营理念与金融制度空前完善，甚至比华尔街还要早100多年。
中国将会在比特币战争与德州扑克文明崛起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其重要度将远远超过美国、俄罗斯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以及我们所有人类的想象。世界科技的中心将从硅谷逐步变成硅谷与中国的某一个城市。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将会看到这个转变的发生。
环顾近万年的人类历史，故事的核心从来没有改变过。拜占庭帝国替代了古罗马帝国，是金本位战胜银本位的更迭。在近代数百年的历史中，英中战争伴随的恰恰又是东西方文明背后的金本位与银本位战争。而这个故事，在今天叫做中美贸易战。本质上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后老牌美元石油霸权与中国人民币崛起成为世界货币的战争。
历史从来没有简单的重复过，在今天，人类首次要面对一个全新的变量，叫机器智能文明。而这种文明的本位货币叫做比特币。
这是人类漫长的历史中首次需要面对非人类的文明，而比特币，就是机器智能文明的起点。今天很多人看比特币完全没有感觉，因为它只是一组组加密数据。
但是请尝试从机器网络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现在恰恰好像人类进入苏美尔文明一样，网络正在极度渴求比特币这一”数字黄金“的出现。而之后会出现机器网络的古罗马文明、拜占庭帝国、西班牙海上帝国、中国大明朝、日不落帝国等等一系列的过程。人类用近万年走过的历史很可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被网络机器复制，因为算力进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智能硬件与机器人的升级会以远远超过人类想象的速度到来。
可能是一个不太恰当的类比，但如果把人类文明从史前文明开始一直走到今天，用苏美尔文明最早拥有的黄金饰物与今天全球财富总值来做比较，我们就会看到人类的财富从几万美元增长到了今天的超过320万亿美元的幅度。是超过100亿倍的增长。为什么我们会在过去十年看到比特币的暴涨？恰恰是因为机器网络文明正在用极短的时间走完人类历史中经历的过程。今天我们看到比特币最高只增长到了300万倍，似乎距离人类文明的增长还有1万倍的空间。当然了，这只是一种类比，并不是说未来比特币会增长到这个数字，这很有可能是整个德州扑克文明将可能达到的总值，甚至超越这个数字。
但有一个非常容易理解的数据，就是如果将还没有开发出来的黄金也计算进去，刨除掉我们暂时技术无法利用的100万吨海洋黄金，目前全球黄金市场的总值在12万亿美元左右。人类文明从金银本位的战争到美元人民币世界货币的战争，再到人类本位货币与机器网络本位货币的战争。人类正逐步向机器网络迁徙，这将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机器文明的人口红利。
我们看到了2017年9.4事件以前全世界只有500万人关注比特币与数字货币，而到2017年底，这个数字达到了1500万，2018年底因为熊市的原因，我们估计这个数字应该在2000万人。距离70亿人还有350倍的增长空间。
我之前说过，未来十年是大萧条期，这正是黄金投资增长的时期，所以从2019年开始的十年，我们会看到比特币与黄金价值共同增长的十年。在未来十年内，比特币总市值会达到甚至超过黄金市场的总市值，也就是12万亿美元。基于现在比特币只有800亿美元的总市值，未来至少还有150倍的增长空间。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句话高度概括了中国古人的智慧。用再简单一点的话讲，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过去，整个世界本身经历了从单一文明走向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双极文明。今天，我们看到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古东方文明再崛起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渐衰落混合的人类文明以及机器智能文明在历史中崭露头角。
下一个时代，未来70年我们就会看到人类文明与机器文明以及人类与机器混合文明的统一进化，三生万物。
最后，套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贵金属的论证来结束本文，而这句话就是被世界所熟知的：“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今天我希望在这一句话上加一句补充，以令整个意思更加完整：
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在没有比特币出现以前。（凯氏物语） 好消息 蜗牛扑克GG扑克室-全新德扑玩法“极速&现金桌"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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